1999年11月1日，王朔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因为金庸先生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很多记者都把电话打到学院，希望与金庸先生取得联系，想知道金庸先生对此有何反应，浙大教师又持什么态度。说实话，当时我们对这件事情并不太在意。金庸先生的作品在华文读者中影响面之广，受欢迎程度之持久不衰，堪称20世纪华文文坛的一个奇迹。誉高而毁至，出现一些不满和批评的声音毫不奇怪。而且金庸先生的作品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人们完全有对它品头论足的权力，中肯地指出金庸小说的缺陷，对人们更完整准确地认识金庸小说并以平常心对待它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对这件事不太在意的另一层原因，是确信金庸小说自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它的读者面之广，而是基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在文学面上，金庸小说首先吸引读者的是它离奇曲折的情节。作者信笔所之，平地生波，左右逢源，移步换形，百变不穷，时而想落天外，匪夷所思；时而峰回路转，出人意料，表现出非凡的想像力和充盈不竭的智慧，使读者如人万花谷中，目不暇接，为之着迷，为之折服。随着阅读的深入，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便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作者对某些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微妙的心理性格发展变化过程的刻划，具有令人震惊的穿透力，与中外许多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中的精彩片断相比也毫不逊色。质言之，武侠只是金庸小说的外表，它的宗旨乃在于写人，写人的心理、性格与命运。它实际上是以某种极端化的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状态。许多当代读者都能在郭靖、杨过、令狐冲等人的身世经历上引起强烈共鸣，看到黄蓉、洪七公、黄药师、周伯通、韦小宝等的所作所为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人物大多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头禅，足见它们的典型性和艺术生命力。可以说，金庸小说是真正将人们呼吁了多年的把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与西方文学的观念、技巧等相结合的主张付诸实践的一次有益的、也是成功的尝试。
在历史的层面上，金庸小说首先使人惊叹的是它包含的几乎无所不有的知识信息，它的背景极为广阔，而它所涉及的生活内容极为丰富，不能否认，有相当多的读者，就是通过阅读金庸的小说，才掌握了那些本应该掌握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
金庸又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是一个思考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分裂与统一、君权专制、个人崇拜、拉帮结派、社会道义与个人情仇、男女地位问题等，都作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如关于民族矛盾，个人崇拜等问题的见解，还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变化既折射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潮流由激进到理性的变迁过程，也反映了作者对祖国、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注。
在哲理的层面上，金庸对人性、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态度等问题也作了认真思考，在早期作品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书中，他比较注意从阶级性、民族性的角度观察人物，所依据的理论基本上是儒家的善恶之辨、夷夏之辨等观念，在中期作品如《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书中，他开始突破原有观念，注重探讨人的真实本性即一般人性，并以道家纯任自然、逍遥自在的思想为宗旨，倡导人性的回归和个性的张扬。到后期作品如《天龙八部》等，作者对所谓个性的张扬的意义和价值也产生怀疑，上升到更高一个层次，以佛教四大皆空、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态度俯瞰众生，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虽又折回到对古今中国社会中现实人生的描写，但贯穿其中的仍是一种消解一切现世价值的态度，与《天龙八部》一脉相通，犹如已证菩提境界者重返凡境，游戏人生。上述事实表明，正像金庸在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方面不断探索、不愿重复自己一样，他在对人性、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态度等问题的思索方面也永不满足，不断地叩问和追寻。读者在享受金庸小说给自己带来的乐趣之余，掩卷深思，心灵上将受到深深启迪。
凡此种种，都说明金庸小说取得极大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金庸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客观存在，那就用不着谁为它辩护，它也决不可能因为几次批评而被骂倒，哪怕这种批评极其尖锐，也不管这种批评来自何人。
不过当时我们觉得总该将这件事及时告知远在香港的金庸先生，应该将金庸先生是否对此作出回应的选择权交给金庸先生本人，于是便有了金庸先生那篇《答〈文汇报〉记者问———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内地各家报刊又纷纷转载，围绕金庸作品和王朔对它的评论的争论更加热烈，许多知名学者和作家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网上的唇枪舌战也一如网上文学的风格，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为精悍恣肆。
至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争议也渐渐趋于平息，我们却来编这样一本论争集，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一件事情只有等到它的高潮已过，人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对它的轮廓和性质才看得比较清楚。无论王朔先生挑战金庸的初衷是什么，由他的文章引起的这场文坛公案的意义，都超出了对金庸小说作喜欢与不喜欢的简单表态的范围。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参与者的态度也越来越严肃认真，逐步摆脱了随意性的感性评判的状态，谈出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与内在缺陷，变形刻划与写实描写的优劣，通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关系，旧文学传统与新文学的关系，文学批评应该遵循的原则等等。即使是报纸上和网上发表的一些随意性较强的言论，它们所体现的姿态，所使用的语汇和语调等，也与那些学理性的研究论文一样，共同反映了文化转型时期人们复杂多样的心态，简言之，这场争论至少涉及到了金庸小说的评价、文学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命题、转型时期的文化心态等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就这次争论中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的写法和表达方法来看，也多有可喜可爱之处，由于谈论的话题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参与的人非常广泛，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又由于许多读者对金庸先生的小说非常着迷，王朔先生的尖锐批评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不免情绪激动，说了一些很有刺激性的话，这些话又引起了某些赞成或基本赞成王朔先生意见的人的反感。双方都动了感情，智慧便被激活了。另有一些人本来就比较超脱，乐得作壁上观，但见双方吵得热闹，也来了灵感，热嘲冷讽，片言解颐，人似乎永远摆脱不了动物的本性，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试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少充满智慧、灵光四射的精彩文章都是在当时文化人的激烈论战中产生的。如今这种不受外在力量驱动的文学论争是越来越少了，此次关于金庸小说的论争算是难得一回，其中闪现的智慧灵光弥足珍贵。我们编选这本论争集，就是为了记录在这场论争中人们对金庸小说的价值和缺陷以及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拾聚闪烁着智慧的吉光片羽，为跨世纪之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文化心态留下一份鲜活的档案。
本书的编选力求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无论是赞成王朔先生意见的文章，还是拥护金庸先生的文章，都一视同仁。我们认为，严肃认真的否定，也是真正的研究。编者已明确表明自己喜爱金庸小说的态度，但依然尊重不喜欢金庸小说的评论者，尊重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反过来，不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也得尊重喜欢金庸小说的评论者及其表达的权力。为尊重对方的观点而放弃或掩饰自己的观点是平庸和虚伪，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剥夺别人发言的机会是自私和褊狭，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尊重不同意见，不自欺欺人，不自侮侮人，是编者追求的境界，本书对学术论文的选录标准是态度严肃认真，观点鲜明，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对零星言论选录的标准是具有灵气，比较机智幽默，书末附录了一篇《人物》杂志记者对金庸胞弟查良钰先生的采访记《金庸是我的“小阿哥”》，是考虑到读其书，论争其书，不可不知其为人。媒体上关于金庸的报道很多，此文内容出自金庸亲弟弟之口，应该比较可信，对人们理解金庸其人其书当有裨益。
（《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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